以「看見」作為一個起點 — 台灣女同志藝術家吳梓寧、鄒逸真、鄭文絜

《踏青：蜿蜒的女同志足跡》書封（女書店）

「台灣女同志藝術家有誰呢？」

剛開始和編輯群討論時，很驚訝地，我的腦海中一個名單也沒有，閃過的全是西方案例。雖然在台灣學習藝術，甚至待過藝術雜誌的編輯，但是對台灣女同志藝術家了解如此薄弱，讓我產生極度的焦慮：為什麼會沒有答案呢？

在經歷一番調查之後，發現國內目前尚未有單獨以「台灣女同志藝術家」為主題的專文或論文，研究文獻的空缺狀態雖然令人訝異，但這並不代表著國內沒有女同志藝術家或是以女同志為主題的創作，相反地，這個空缺可能恰恰反應了國內女性藝術史自八○年代至今高度複雜的遞嬗與演變。

國內女性藝術的研究曾經一度非常豐富，一踏入歷史發展脈絡中，即可查覺到台灣特殊的女性藝術演變與斷裂（可參照從藝術史與社會學兩種觀點反思女性藝術發展的許如婷與張正霖的文章：〈台灣當代女性藝術的發展困境與省思〉與〈性別政治──對台灣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的反思〉）。八○年代幾乎是女性藝術的濫觴，女性藝術的崛起與解嚴、女性主義思潮、婦女運動等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原本藝術史中被忽略的女性藝術家，紛紛在北、中、南各地嶄露頭角，學者們亦紛紛投入女性藝術的研究與書寫。但是到了九○年代中期卻忽然出現大逆轉：許多女性藝術家紛紛離開女性藝術的陣營，甚至拒絕被冠以「女性藝術家」的名號，其中的原因，大致與不願意停留在性別不平等的論述有關，對當時離開陣營的女性藝術家而言，停留在性別議題可能對了解女性藝術本身沒有幫助，因此縱使女性藝術的研究已積累可觀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繼續推展仍舊是個龐雜的問題，尚待後繼研究者加入、補足、釐清、書寫。

因此，眼前當我企圖伸手觸摸女同志藝術家的樣貌之時，面對的是早期女性藝術研究尚未繼續深入研究女同志藝術家即面臨自身瓶頸的困境，以至於國內幾乎尚未有女同志藝術家的單篇文獻。在國內幾乎沒有較具體的女同志藝術文獻可以參照的當刻，我先是參考了西方研究者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找到了一篇名為〈女同志藝術家〉（Lesbian Artists）的經典評論，由女同志藝術家韓蒙（Harmony Hammond）於1978年寫就而成，她是最早著手調查的西方研究者之一，眾多文獻都指出這是篇重量級的開創性書寫。但是當我滿心期待能從中找到線索時，卻在一開頭就被她潑了冷水：

妳還期待我能告訴妳什麼？沒有！沒有。我們就是沒有自己的歷史，我們甚至感受不到彼此的存在。20世紀已經有非常多的女性藝術家被注意，但是即使她們之中有些人是女同志，她們的性傾向卻不會被相提並論。這意味著這些女同志藝術家的同志身分如何在創作生命中扮演關鍵角色，是不被注意的（……）我做了很多研究，但是現在，橫亙在我眼前的一大片的緘默與空白，簡直像是一片沙漠一樣。藝術史遺棄了女同志藝術家。

「一大片的緘默與空白……」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遇到的問題與三十七年前韓蒙的處境不謀而合。因此，當探問台灣到底有哪些女同志藝術家時，吳梓寧、鄒逸真與鄭文絜三位，願意挺身而出接受採訪，此時可說是占據了無比重要的意義。而我期待借重三位的現身，能夠親近女同志文化研究絕少碰觸的藝術領域，藉此了解女同志藝術家如何透過作品，處理我們也曾經感到困頓的問題。

吳梓寧、鄒逸真、鄭文絜三位都曾參與2010年德國的「大女圖」（8 Femmes）展覽。展覽由洪韵婷策畫，在她與傅雅雯於柏林共同創立的Tam Tam 8藝文空間展出。這個展覽最大的意義，可能是台灣當代藝術圈近年來集結最多願意以女同志身分現身，或是以此為主題的代表性展覽。

「大女圖」的參展藝術家共有八位，包括吳梓寧、鄒逸真、鄭文絜、羅浥薇（羅浥薇薇）、何景芳（何景窗）、黃玄、林青萱、蔡明君等當時在倫敦、巴黎、柏林、北京等地求學或工作的創作者。展覽不直接以「女同志」為名，而是以「非典型女性」取代之，目的在於重新檢視性別的問題，因為同志身分底下應該有更多更細膩的、更個人的差異需要被注意。她們透過行為表演、攝影裝置、複合媒材等手法，對身體（body）、認同（identity）、離散（diaspora）、混種（hybrid）等重要的當代文化議題，表現出更多深植於各自生命經驗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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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梓寧目前除了在台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任教，也在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繼續深造，是結合教學、創作與研究工作的一位藝術家，長年關心女同志生命中面臨的壓迫與不平等，她的批判性格總明晰地樹立在她的作品之中。除了女同志生命個體，她也關心台灣社會的國際問題、藝術家在藝術圈的處境等。

這些思考向度的生成，發軔於吳梓寧成長過程與性別、同志相關的經驗。大學時期，一路從雄女進入高師大的她，有感於南部幾乎沒有同志社團，發起創立「高師大107號房」──一個以宿舍房號為靈感的空間。大家在此聚會、讀書、看電影，彼此交流，後來經過校方通過，正式成立「同志文化研究社」，自此浮出地表，成為南台灣第一個大專院校「地上」的同志社團。此一社團的創立，讓校園內的女同志擁有一席之地，社群力量逐漸壯大，鄰近學校的女同志也紛紛參與，在社團裡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也不再感覺不被重視。

這樣無畏爭取權力的她，在作品中也展露出更批判而深刻複雜的思考路徑。如當年吳梓寧在「大女圖」展覽上，就以《無視哀傷01－撕裂我》對「女性該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提出她的質疑。她將出生至今的個人影像全部纏繞在赤裸的身體上，讓觀眾可以撕裂它們，希望透過這個作品揭示「外貌與身分」的問題。女性該是什麼樣子？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為了這個問題承受過多少壓力，尤其是與社會期待格格不入的陽剛T？吳梓寧透過這件作品，將成長中的個人影像都當做可以被撕裂的影像，意味著外貌只是一種藉由扮裝或是建構的結果：它可以被建構，同時也可以被破壞。

面對面與她對話，我可以感覺吳梓寧長期在作品間，表達出對女同志生命處境的關心。她在2012年的《媽媽♀愛♀媽咪－怎麼做一個寶寶？》更突顯了女同志想要成為母親卻受到法律限制的問題；2013年的《疤痕》（The Scar），則關心LGBTQ族群在平權之路所遭受的傷害，她引了The Band樂團〈It Makes No Difference〉一曲：「無論我走了多遠都沒有差別／這痛苦就像疤痕般總是顯露」（It makes no difference how far I go. Like a scar the hurt will always show）表達了我們在平權之路都能感受到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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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吳梓寧向外的姿態，鄒逸真的情感時常往心底藏。她長年以文字、影像或行為表演的方式，對自己的生命探問，她心中的記憶，就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時常從一個小點逐漸累積，最後迸發出難以計量的綿密話語。她的作品中總有一道深情的回望身影，彷彿向過往的記憶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高中時就經歷強烈的感情打擊，交往多年的初戀女友突然要結婚。當晚她立刻搬離女友家，蜷縮在打工處過夜，無處可去。從這個事件，我彷彿可以理解為什麼鄒逸真對「存在」的問題如此敏感，她當時經常感到一種「找不到位置」的焦慮。後來去了法國里昂留學，身在異國，這樣的焦慮更加嚴重，「曾經感覺只剩下一具身體能證明『我存在』的感覺了」。在里昂的深夜，她帶著一只行李箱前進廢棄工廠，脫掉身上的衣服，把麵粉灑在行李箱外頭，然後在這些麵粉上撒尿，將麵粉凝固成尿球，留在原地，「以自己的身體進行雕塑」的方式來捕捉細微的存在感。這件作品讓人感覺鄒逸真幾乎就處在生命的絕境。

身為女同志，我們可能跟媽媽、女友，都有著非常特殊的關係。鄒逸真說，她感覺和她的母親之間有一種「憂傷的遺傳」。媽媽的不幸：兒時被遺棄、婚後被忽略、時常對自己的生命感到憂鬱等，種種焦慮彷彿透過遺傳，對她的生命產生巨大的影響。為了解決她與母親之間疏離卻渴望溝通的狀態，她展開了為期七年的「媽媽計畫」。她將母親少女時期出遊的照片，投影在法國里昂的城牆上，和照片中開心的媽媽合影，希望透過創作更靠近媽媽一點。「媽媽計畫」日後繼續發展為：和媽媽畫畫、跳舞、旅行等，透過這個計畫，和媽媽之間慢慢接近彼此，原本疏離的關係逐漸有了改變。而關於難以言說、時時心繫的愛情，鄒逸真當年在大女圖的作品《旅途一、二》，就藉由拼湊破碎、憂傷的話語和影像，將已經逝去的愛情轉變為作品，讓它們根植於靈魂內裡，成為記憶所繫之處，汩汩湧動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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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位是在北京從事時尚與藝術攝影的鄭文絜。

文絜曾留學英國、紐約，多年來往返國際間工作與創作，是一位非常資深的攝影師與藝術家。她的氣質獨特，相較於前兩位藝術家，讓人感覺較專注於思考影像本身的藝術性，甚少落入性別問題的困境。不論是在台北成長或是往後國外求學、異地工作的生命經驗，那些我們在台灣時常要面臨的性別問題、傳統社會意識型態伴隨的壓力，她都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考觀點。對文絜這樣跨國移動的創作者而言，她反而在跨國移動的經驗中，保持一種高度敏銳的主體性：性別氣質其實是一種個人選擇的過程，它應該是充滿選擇的、流動的、自由的，不一定只能是什麼或不是什麼樣子。我可以感覺文絜提出了某種嘗試解構性別，再重新賦予它個人意義的觀點，而這樣的思考是充滿啟發的。

採訪文絜時，咖啡店外頭的消防栓突然故障而噴出水流，幾個小孩驚喜地圍繞著它玩耍。那段靜默的時間中，我們一同望向相同的影像，也從這一刻起不再恪守在性別問題上，反而聊起蔡明亮導演和她喜愛的歐洲電影。此時，我可以感覺當年她參與「大女圖」的無題攝影系列，攝影靜物之間彌漫著一股現實與虛幻難以區辨的氣質，在這一瞬間顯露了出來，也表現出她個性中的謹慎與低調。她拿出手機與我分享散步時的街拍，談起如何在靜物攝影的擺置之間，投入非常長時間的思考。透過這些談話可以讓人理解，文絜的作品為何總是透露出非語言的、詩意的感性。這樣的感性，是自然而然地從時間中誕生的。

縱使目前女同志藝術的相關研究非常少，我們對於女同志藝術家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吳梓寧、鄒逸真、鄭文絜難能可貴的現身與分享之後，我們終於有機會「看見」女同志藝術家，並且以此作為一個起點，接觸並了解她們如何透過創作忠於直覺、擁抱差異、靜靜創作，最後找到塵埃落定、安然自得的生命狀態。如果藝術和文學、電影、音樂一樣，都是創作者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媒材來表現內心的問題，她們作品的主題、形式與內容，都可能反映了我們同樣熟悉的生命處境（如吳梓寧的「撕裂」、鄒逸真的「存在」、鄭文絜的「流動」），她們關懷的亦是我們在同志生命中會遭逢的問題。我想起陳雪曾說：「所有的發生都有其意義」，藝術創作背後隱含的問題，都絕對在她們的生命中占據獨特的意義。

原文發表於徐堰鈴總策劃，蔡雨辰、陳韋臻主編，《踏青：蜿蜒的女同創作足跡》，台北：女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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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被時代沖刷掉的女同創作足跡──專訪《踏青》總策畫徐堰鈴、主編蔡雨辰